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这是梁启超在评价李鸿章时给的考语，也是近百年来被国人提起最多的关于李鸿章的评语。

      不过仔细梳理李鸿章的生平事迹后，就显得梁启超先生未免太过矫情。观李鸿章的一生，始终站在时代的最前端尽力呼吁改革、实行改革，与整个洋务运动相始终。而他的后继者也跟随着他的脚步，沿着他开辟的道路实行着中国的近代化、工业化。这种兴利除弊，继往开来的无憾人生还有什么好可惜、好悲哀的？

      至于后世滔滔，又与他何干？

      李鸿章是一位“变法”论者，他把“内须变法”作为推行“洋务新政”的纲领性口号，采取了一系列变通清朝以往成法的触动清统治者忌讳的措施。史实表明，在主张借法自强的洋务派首脑人物中，与洋务运动相始终，站在这股潮流前面尽力呼吁变法的只有李鸿章一人。

       作为辞令巧善的谈判者，作为守护着通往北京外交通道的忠实卫士，作为中国冤情的主要申诉者，作为试图尽可能减轻因战争失败而导致外国施予的阶段性惩罚和折磨的周旋者，李鸿章明显地成为清王朝唯一可藉以依托和不可缺少的人物。

       李鸿章是一个改革者，而非旧秩序的维护者；近代国家改革所要遵循的各种规则，李鸿章的近代化方案虽然有不少缺陷，却是基本遵循了这些规则的，也切合当时的中国实际。他的近代化活动所以收效甚微，不在于他的思想有何缺陷，而在于他的主要方案未能得到采纳实施，在于中国的主体不愿近代化，否则，是可以挽救中国的。

      “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风小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洋务运动在培养新式人材，创办新式工业，推动中国全面近代化，开启民智等多方面的成绩不是一场战争的失利就可以否定得了的。应该说在近代中国三次工业化浪潮中，最重要，成就最大，培养人才最多的是洋务运动，非但不是百日维新这样毫无实质的纸面革新可比，就连晚清十年新政也是脱胎于洋务运动的。

       甲午战败，洋务派经营的近代企业，便大部宣告停业和破产。正是由于清廷洋务派不敢变革阻碍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封建制度，只是局限于从西方引进一些技术和设备，进行徒有皮毛的不彻底的经济改革，他们回避政治改革而舍本逐末的做法，注定了洋务运动的失败。

      李鸿章的失败，不在于洋务运动的方向，而在于洋务运动的速度，特别是在日本这个参照国的对比下，这种罪恶被无限放大，这是一种历史认识的悲剧。李鸿章知道问题所在，但他的痛苦就在于知道问题所在却无力更改。更不幸的是，我们这些后人也被日本打丢了自信，一味向外找出路，殊不知，李鸿章早就看好了出路，唯一缺的只是时间。

     综上所述，甲午战争除了使得中国背负了巨额赔款外，事实上并没有打断中国近代化的进程；反而为李鸿章的后继者去除了曾经强加在李鸿章身上的枷锁，使得他的后继者能够在中国近代化的道路上走的更快。面对袁世凯所取得的成绩，我们不禁要思考一个问题：如果甲午之战中国没有战败，在充足资金支持下中国会成为工业强国吗？【